孤 独 的 “舞 者”
——仁寿县民工留守老人生存状态调查
廖祖君
一个老人的悲剧
陈玉芳：四川省仁寿县新店乡东桥村人，女，73岁。一个身材矮瘦，严重驼背，满脸褶皱，头发花白，穿一件很不和谐的长袖T恤衫（看样子是儿媳穿过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很多的普通农村老人。老人与我们交谈的时候，眼睛里面不断流出粘稠的白色分泌物。老人告诉我们她眼睛患了白内障，平时眼睛不但疼痛而且连几米之外的人、物都看不见。老人听不懂普通话，听力有些衰退，口齿也开始模糊，但这不影响我们的交流，因为我们都很用心。
老人养育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是上门女婿，身在他乡，老人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见过他了，甚至不知他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二儿子今年32岁，14年前就出去打工了，现在和二儿媳在深圳打工。三女儿最命苦，年龄不到25岁就在婆家被水淹死，三女婿也成了陌路人。四女儿及女婿在本村务农，虽然家境也很贫寒，但农忙时还是可以偶尔过来帮一下忙。8年前老伴因气管炎无钱医治而去世，老人现在名义上和二儿子住在一起，由二儿子负责抚养。二儿子生有一儿一女，由于二儿子和二儿媳常年外出打工，他们的儿女都放在家里由老人看管。哥哥今年8岁了，上小学二年级，妹妹今年大概3岁（老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孩子的准确年龄）。常年留守在家的就是73岁的老人、8岁的小男孩和3岁左右的小女孩。
老人的业余生活简单而枯燥，没有电视、广播、书籍，也不逛街、打牌，除了劳作之外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和3岁的小孙女玩，因为耳聋眼花，连和邻居闲聊的机会都很少。老人怀里抱着小孙女静静的坐在大门口，浑浊的双眼无力而又坚持的看着远方。这副画面就是这个73岁的老人业余生活的写真。老人老了既不会玩，更没有心情和没有精力玩。
8岁小男孩在乡中心小学上二年级，当时小孩不在家，我们想问老人他的学习成绩如何，老人却告诉我们他只知道他在上二年级了，至于上学的学费和成绩她一概不知道。当被问到小孩现在哪儿时，她也说不知道。而我们问老人是否和小孩聊天交流，她更是告诉我们从来都不会。一方面是生活无法自理的年迈老人，另一方面是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小孩的教育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小孩的学校教育没有家人关心，所谓的家庭教育就更无从谈起了。3岁的小女孩还没上学，学校教育问题还未凸现，但其家庭教育让人顾虑。小女孩给我们的印象是胆小害羞，很少听见她的声音，剃光的头上因为生疮被有毒的紫药水涂得紫白相间。小女孩今年3岁正处于智力发展和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我们不禁要担心年迈多病的老人能否承担起对小女孩家庭教育的重任。如果不能的话，这对小女孩的人生又将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陈玉芳老人现在还要自己耕种土地，子女并未完全承担起赡养责任。老人耕种1亩地，里面种植柑桔和玉米。去年还喂了一头猪卖了300元钱，还养了几只兔子让邻居帮忙到集市卖。老人还种有自食的蔬菜，粮食则到集市上去购买。老人的儿子儿媳全在深圳打工，不但平时极少回家而且每年除了给儿子交学费以外未曾寄给老人一分赡养金。而做了上门女婿的大儿子更是没有了来往，当然也没给过老人赡养金。住在同村的女儿要帮老人干些农活，每年在逢年过节给老人100-200元钱，但这无疑是杯水车薪。由此可见老人主要通过耕种土地来养活自己和负担两个孩子的基本生活；而子女基本没有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只是不知当有天老人卧床不起的时候该怎么办？不知老人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是否愿意回来照顾老人？老人对儿子已经丧失了全部信心，她多次痛心的对我们说“还是带女儿好啊！”实际上她女儿是比儿子对母亲要好，但仍然无法真正的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老人与还不懂人事的孙女相依为命（孙儿基本不与她交流）不仅劳作辛苦，也很缺乏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对生活开始产生厌恶感。在访谈中我们多次听到老人流着泪水无助而绝望的倾诉：“活着恼火，死了就好了，烧了算了！”。老人很相信神灵，只是不知道当老人百年之后是否愿意化作神灵为儿子祈祷呢？
陈玉芳老人是我们在仁寿调查中的典型，在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全县民工父母的一个缩影。从老人矮小、破旧的家离开时我们不敢回头，害怕再看到老人流泪的眼睛。
农村社会的痼疾
陈玉芳的家境让我们心酸和怜悯，离开的时候我们忍不住留下一点钱表示我们的一些心意，但老人坚决不接受，眼里渗出了感动的泪水。看到老人的泪水那一刻我们是最感动、最内疚的，我在想我们除了拿出几十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之外，我们还能做其他更多的什么事情呢？就算我们帮助得了陈玉芳老人，在仁寿、四川、全中国又有多少个“陈玉芳”呢？在仁寿县不足一个月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有因子女在外打工，年迈父亲病死在床上，几天没人知道的惨状；有因孙儿在河里淹死怕对不起外出务工子女而老两口双双跳水自杀的悲壮；有全身瘫痪十余年卧床不起的老人没有儿女在身边照顾的凄凉……猛然发现竟然如此多农村老人因为子女在外打工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对于逝去的老人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但对于还健在的老人，我们又该去做点什么呢？我们试图用简单的文字来勾勒出子女外出打工的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
l 经济生产。我们调查报告的对象是外出民工留守在家的父母，主要针对的是已经到了养老年龄的老人。子女外出打工确实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我们问卷调查的农户打工平均收入达到了5593元/年，而农业收入仅仅2457元/年。但寄回来给父母的又有多少呢？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60.09％的儿子和33.91％的女儿要给老人赡养费，具体的数额是多少则没有统计。另外我们从仁寿县邮政局办公室了解到每年从外地汇来的钱共3亿元左右，估计由外出民工汇来的占到60％左右，主要来自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汇款高峰期间在春节前和每年的9月，主要考虑到在这是子女开学交学费的时期，款项多为几百到几千元，很少有上万的。邮局方面给我们信息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民工寄回家的钱主要是用于小孩教育。
事实上我们发现老人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问卷调查显示老人平均每月必需生活费[1]261元，该数据针对的是民工的父母两人的所有生活开支。问卷调查[2]表明有67.81％的老人都要自己劳动或者打零工来维持和补贴日常生活开支。子女外出打工事实上加重了老人的劳动强度，22.17％的老人表示子女打工给生活带来的最大不便是“农活没有人做”。这在我们之前的访谈中也可以得到更直观的映证。仁寿县文林镇叶桥村四组的万白林今年71岁，儿子、儿媳在外面打工。自己和老伴两人种着一家5口人的6亩承包地。今年种了1亩4分5的玉米，套种了些豆子、小麦，今年收成大约700斤，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了。当时正赶上收割玉米的时节，看着一个71岁的老人，挑着百十来斤的玉米，沿山路走来，此情此景有些难以想象。但为了生活老人们发挥着常人难以想象得到的能量。
l 医疗卫生。据调查问卷，民工留守父母平均每年医疗开支为1138.38元，其中50％民工父母医疗开支低于650元/年，25％的民工父母医疗开支低于200元/年，其他医疗开支较高的是因为动手术等突发性的大病开支。在访谈中得知老人得了感冒等小病一般都是先拖一拖，如果实在不行就去诊所买点药，较少去医院看医生，如果遇到较大的病就只有让孩子寄钱回来应急。
在仁寿县文宫镇花林村我们发现有两处“合作医疗”，为此我们请教了本村74岁的夏建超老中医。结果令我们失望“合作医疗”事实上并没有一户凑过钱，“合作医疗”也就成为诊所的一个代名词。老人坦言在农村：稍大病症，可坐顺路车到镇上县城看，小病有的就忍着；由于经济条件差，对患者和诊所经营者而言，资金缺乏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仁寿县新店乡东桥村2组的李新寿，这个80多岁的老人，已经瘫痪在床上18年，这种病无法医治，也没钱来缓解症状，只有“在床上等死”。照顾他的就是包揽了全家大部分活儿的73岁的老伴。
l 娱乐方式。我们的问卷没有专门针对农村老人设计这个问题，问卷里回答问题者有老人也有中青年。但从问卷的回答和我们做的访谈是可以大概得出结论来的。问卷里54.55％选择电视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另外常见的娱乐方式还有赶集、聊天和打牌等，甚至有不少人将在地里拔草、在家做手工品等稍微轻松的活儿也当成是业余的娱乐方式了。而针对留守在家的老人，娱乐方式则更为简单，没钱或者不会打牌，看不懂电视节目，大多在闲时只能到处逛逛、闲聊。一位73岁的大娘告诉我们，平时都没有空，下雨的时候，可以在家里看看电视，打麻将是从来都没有的事。她所知道的就是电视有四个台，具体什么内容，她也不大清楚，其实看电视只是在看热闹。仁寿县文宫镇石家村72岁的李光廷大爷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女儿都有一大家子人了，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只有大儿媳和三儿媳呆在家。大爷把在山里放羊当作唯一的娱乐方式，说自己是“放羊耍”，而老伴就“只会”看电视。
考虑到集体娱乐载体比如老年活动室、老年协会等是在农村娱乐中的重要作用，在第一阶段的访谈和第二阶段的问卷中我们都对此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在问卷中有的人回答村里有老年活动室或者老年协会比例为33.19％，回答乡镇有老年活动室或者老年协会占40.20％。但只有28.16％的回答者经常或者偶尔去参加活动，其中40.20％的人认为老年活动室和老年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为打牌，也有36.27％的人认为根本就没有开展活动。为什么回答乡村有老年活动室或老年协会的比重较高，而去参加过活动甚至只是打牌的比重去并不高呢？在我们的访谈中亦发现大多的乡村都没有建立老年协会[3]，老年活动室也是名不副实。另外乡镇上的老年活动室和老年协会主要针对的乡镇的非农居民，而作为问卷调查对象的农民是享受不到的。因此，我们大胆的判断农村居民特别是留守老人很少能享受得到实质上的老年协会或者老年活动室的服务。
l 情感生活。老人的情感往往容易被人所忽视，但老人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着强烈的情感渴求。虽然老人们很少在别人面前表露出对外打工子女的思念之情，但从很多侧面都可以了解得到老人对子女的想念。问卷表明，仅10.43％的老人表示子女外出打工使得自己“感觉很孤独”，而老人们对子女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43.53％的老人认为子女“比较孝顺”，仅2.59％的老人认为子女“比较不孝顺”。但我们认为仅靠这组数据不能就证明老人在情感方面并非想象的那般孤单，这恰好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老人对子女的宽容和在情感方面的渴求。这个判断可以由我们的访谈和问卷其他部分得到印证。
仁寿县文林镇八里村的刘柱国老人则告诉我们，儿子儿媳已经在外打工10几年了，很多年没回来过了，把孙子放在家里带，平时只开学时寄学费回来，老人连同小孩的生活费都不管。但老人说一点都不怨儿子不寄养老金给他，他还满脸惭愧的说“儿子被逼到外出打工是因为老的没得能力，希望儿子能在外过得好点”。刘大爷在访谈中不止一次问我“仁寿能不能把经济搞好，这样我们儿子就不用到外面去打工了”。老人尽管嘴里没说对子女想念的一个字，但是他的思子之情表露无遗，这与农民朴实无华、含蓄善良的传统品质相符合的。
老人尽管在情感上希望与子女沟通，但更多时候选择了孤独。那老人与留守在家的孙儿孙女的情感交流又如何呢？54.59％的小孩都是由老人（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监管，其中26.01％的问卷回答“只管孩子吃穿，其他不管”，仅13.29％回答“常和孩子谈心”。可见老人由于代沟及其他原因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并不通畅。仁寿县文宫镇石家村13岁男孩张琪告诉我们在家里很少和爷爷奶奶聊天和交流，爷爷奶奶农活较忙，累了晚上很早就睡觉，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从我们的实地调查结果来看，可以对仁寿县民工留守家属中的老人的生存状态得出几个基本判断：
u 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较差，劳动强度较大。靠打工“致富”的子女并没有提供给父母充足的经济支持以至于大部分老人还要劳动来维持生计。子女外出打工不但没能明显的改善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反而往往间接的加重了老人的劳动强度。
u 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状况不容乐观。还存在着“生不起病，拿不起药”的现象，子女一般在父母重病时才给予资金上帮助。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状况并未因子女收入增加而得到改善，反而在生病时得不到儿女的照料。
u 留守老人的娱乐活动过于单调。除了看电视、聊天、赶集外就没有消遣的办法了。绝大多数的老年活动室功能已经退化，大多数乡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实际活动的老年协会。
u 留守老人的情感生活堪忧。外出子女很少和父母沟通，打电话回来更多的话题也是留守在家的小孩。留守在家的小孩在较大程度上还无法缓解老人的孤独。
综上，我们的调研认为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质量较差，而养老问题成为留守老人生存状态的缩影。养老问题能否得到良好的解决成为改善留守老人生存状态的关键。
仁寿县老龄办指出该县的老龄化率已经接近12％，同时仁寿县委农办分管劳务输出的副主任郑夕斌表示现在仁寿县全年外出务工的共30万余人，加上就地转移共43万人，而且这个数字每年新增1万人。据我们的初步判断仁寿县在民工外出务工与留守老人养老之间业已形成了较为突出的矛盾。如何协调留守老人与子女外出之间的矛盾显得日益重要。上升到全国的范畴来看这一矛盾又是否存在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我国总人口为12.9533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比1990年人口普查上升1.39个百分点。其中，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为8.33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7.36％。从上面指标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数量庞大的农村老龄人口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绝大多数都只能依靠家庭的养老方式。
另一方面，据有关学者估算中国农业劳动者人均只耕作不足4亩地，农村富余劳动力2亿多，因此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一大趋势。一边是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热潮。有的年轻人丢下自己年老的父母不顾，在外一呆就是数十年，甚至寄很少或者不寄钱回家，即使他们可以寄足够数量的钱回家给父母，可是有的父母年老体虚、身患重疾，根本就不能自理日常生活，他们需要不仅仅是钱还有儿女的服侍。另外，有的年轻人在城里打工就忘记自己老家还有双亲，忘记了自己的赡养职责。
子女外出打工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提高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养老问题的凸现。农村青壮年的外流与留守父母的养老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农村社会自身无法解开的痼疾，等待着谁去破解呢？
国家的悲哀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指出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国家就是这样的一种结合形式，社会成员企望依靠一个强有力和公正无私的国家政权来自己的权益，来协调成员之间的利益的分配关系。国家作为人们结成的社会契约应当保护全体成员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当有的社会成员灯红酒绿而有的成员食不果腹的时候这个社会契约无疑是失败的。边沁命题认为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福利。在实施全国经济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同时必须兼顾为数众多的弱者的福利。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化，初期的帕累托改进渐渐向卡尔多改进转变。既是说现在中国的每一步改革措施在增进全社会的福利的同时也在损害着部分人群的福利。是损害社会精英的利益还是继续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仅仅是各个社会利益团体博奕的结果，也是一个国家的信念和价值取向选择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为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牺牲一个弱势群体的福利，那么这个国家是值得悲哀的。
在我们调查的仁寿县，有相当大比例的民工父母年龄在60和65岁以上，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里支援着国家建设。他们辛苦劳动养大了儿女、养活着自己。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付出最大牺牲的不仅仅是广大的农民工作自己，还有他们的父母。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维护者应当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部分成果转移给民工和他们留守在家的父母。为留守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应当是国家财政买单的公共产品。一个泱泱大国无法为生活上陷入困境的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基本的保障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悲哀。
政府的位置
政府是社会契约——国家的代理人，是每个社会成员的保护者，因而政府部门是公共产品义不容辞的提供者。按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强弱，公共产品可以分为纯公共品和半公共品。为农村老人建立紧急救济系统和农村养老体系，应当被纳入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之列。依照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应当按照其受益人群的范围来由不同等级的财政资金提供。妥善的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可以为城市经济建设输送更多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为社会的稳定提供基本保障。因而建立农村老人紧急救济系统或农村养老体系从表面上看受益的人群是农村居民，但更深入和全面的看，受益人群是城市社会甚至整个社会。为此农村养老体系应由集权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
在传统上，农村的养老模式主要有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集体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即所谓的“养儿为防老”，这种模式是把年老后的赡养任务交给后代，又主要是由儿子负担老人的日常生活和医疗等方面的开支。这也是农村居民重男轻女观念和喜欢养孩子的直接原因，但是当国家强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家庭养老模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随着“民工潮”的兴起，家庭养老模式再次面临新挑战。它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促进农民增收从而增强农村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能力；另一方面子女的外出造成家庭的空洞化，老人的日常生活无人照料，这是钱也无法弥补的。在我们的调查中却发现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确实常常要高于务农，但他们的收入中一般没有专门拿出一部分给父母。我们仅仅发现少有几家明确了每年给父母赡养费的金额。民工每年寄回家的钱主要是用于子女教育和应急。可以发现农民外出打工并没有在经济方面对老人提供太多的帮助，或者可以说虽然民工赡养父母的能力增强了但这种能力却并未因此而转变为现实。我们却更多的看到农村老人因为子女在外打工而无法得到照料。
农村另一种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土地养老，称它为养老模式歧视是带着无奈和寒酸的。在年老无人照顾的情况下拿起锄头在自家的一亩二分地上耕种，不管收成多少只求能填饱肚子，这是农村老人求生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但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半小农经济现实下，这种方式还挺有效，前提是老人还能下床。那对那些不能下床来劳动的老人们又怎么办呢？
集体养老就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存在的心理基础是老人社会交际的广泛和子女对养老认识的多元化。在集体经济日趋弱化的今天集体养老更多的时候只是流于形式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4]。因此集体养老只能作为农村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而不可能成为家庭养老的替代形式。
面对农村老年人口数目的迅速增长和家庭养老的弱化，农村养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从1991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民政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应该说，农村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全国已有2000多个县的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官方也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但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
在传统养老模式逐渐弱化的背景下，我们此时农村养老的重任理所当然的落在政府的肩膀上。为此我们走访了仁寿县相关政府部门。情况很不能令人乐观。仁寿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的李建辉告诉我们：仁寿县农村养老保险尚未启动，基本是个空白，目前做的主要是企业职工、个体企业主等保险，至于农村的养老保险何时启动目前尚不知道，因为仁寿全县有140多万农业人口，涉及面大。仁寿县民政局副局长 王新明则表示在1995年左右推出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是在2001年左右就退了，王局长遗憾的说，她认为这次养老保险是失败的，因为当时很多是乡镇的领导要其亲戚朋友买的，真正农村人买的是很少的。王局长认为，要在农村推出养老保险，只能走商业保险的路子，如果通过政府的渠道的保险就带有政策性。对于商业性保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仁寿县分公司在全县60个乡镇中的42个乡镇设有服务所。保费中有70％来自农村，40％来自农民。主要以医保为主，养老保险较少，其中购买保险的大多数为乡镇干部、乡镇非农部门人员和农村专业大户和能人，普通农民很少。问卷调查表明仅有8人买了商业性养老保险，占回答此项总人数232人的3.45％。其中有一人已经退了保险，一人是单位给买的，还有一人被保险人仅30余岁。对养老保险的认知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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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及百分比 对养老保险认知情况 |
频数 |
百分比 |
累计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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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回事 |
24 |
10.86 |
10.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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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 |
33 |
14.93 |
25.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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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钱 |
125 |
56.56 |
8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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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到老的时候 |
2 |
0.90 |
83.26 |
|
其他 |
16 |
7.24 |
90.50 |
|
没有回答 |
21 |
9.50 |
100.00 |
|
汇总 |
221 |
100.00 |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56.56％的农村老人没有买商业养老保险是因为没有钱；其次14.93％的人认为没有必要买养老保险；10.86％的人还不知道有养老保险这回事。可见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除了没钱买养老保险之外还没有对这种新型的养老模式认同。
在我们对仁寿农村、政府相关部门的走访和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模式功能渐渐弱化的情况下，仁寿县留守老人是没有享受到应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同时又没有经济能力和意识购买商业性养老和医疗保险，也不能享受“五保户”政策，更不可能进入养老院。那么我们禁不住要想留守老人的养老之路在何方，而政府的位置又摆在了哪里呢？
在儿女集体外出务工的情景下，留守老人的人生舞台还没有谢幕，他们将用生命中最后一丝力量寂寞地舞着。
[1]这里的指标包括实物支出，如果只算现金支出的话该数值更小很多甚至趋近0。
[2]课题组一行在仁寿县的调研活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访谈了3个乡镇9个村；第二阶段选择了4个乡镇12个村作了3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97份，涉及父母已到养老年龄，即男性65、女性60岁，的问卷233份，占有效问卷总数的78.45％。
[3]尽管县政府有关人员和乡镇领导都宣称每个乡镇甚至村都有老年协会，但在实际的走访中我们发现仅有文宫镇和文宫镇石家村有开展较多实质性活动的老年协会。至于老年活动室则全都演化成麻将馆，而且大多打牌的都是青壮年。文林镇八里村村支书刘光辉坦言老年协会已是名存实亡的组织，开个会要老年人注意娱乐就是老年协会的工作；老年协会就有2－3年没有开展工作了，老年活动室也被人租出去开商店了。
[4]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在我们对文宫镇的访谈中，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镇上有个底盘“很大”、人“很多”的“敬老院”，但当我们去调查时发现整个养老院仅有四位老人、一位兼职的院长，没有其他工作人员。而该所谓“很大”的养老院规模最大时也仅有10余人，已经4、5年没来新老人了。不是没有人愿意来，二是除了老人必须具备是五保户的基本条件之外，还要看民政部门的拨款来确定规模。